莫言。年3月，北京

摄影：罗健

莫言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单脚停下，然后用一条链子锁，将它牢牢锁在马路边的栏杆上。

张清华端详了一会儿，跟我说，莫言的头怎么越来越大了。

那是年3月，北京北太平庄，第一次见莫言。在此之前，一直想采访这位山东高密老乡，但对他的著作，我只读了几本，没有什么对话能力，屡屡作罢。后来想了个招数，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文学评论家张清华来做“采访嘉宾”。清华也是山东人，我的老朋友，著名的“莫言研究专家”。

那几年，张清华刚从山东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，就住在北师大校园里。我离得近，常走过去聊天。当时就有个疑问：北师大校园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乌鸦？这个疑问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一次聊到莫言，张清华说，如果国内有一个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那一定是莫言。

张清华对各种文类有着驳杂的爱好。他的心中装着一部中国诗歌地理，同时，他长期阅读和研究先锋作家和新潮小说作家，主要包括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王朔、张炜、王安忆、贾平凹等等。这是风云际会的一代人，他们赶上了历史的大变动，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。张清华与他们基本是同一代人，共同的阅历、共同的知识构造、共同的趣味，让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。

所以，我认为清华所说应该是靠谱的。

我就照搬了这句话去跟我身边的朋友们说。那些只是从张艺谋电影中知道莫言的人，连连摇头。“仲伟志说莫言会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”，甚至被人拿来当做一个笑料。这件事，我当时的同事黄一琨可以给我作证。但是黄一琨不知道，这话其实是我从张清华那里学来的。

几年后——年——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。

张清华说：“我认为诺奖评委会是非常敏锐的，他们给予了一个最高阐释，或者叫阐释的最高限度，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肯定了莫言的价值。这个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作家都有这个机遇，很多美国的作家、欧洲的作家没有这个机遇，他们的书写都非常个人化，在表现人性方面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领悟，但是他们缺少这种历史的巨大动荡，缺少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和摧枯拉朽的灭亡。”

前些天再去拜访张清华。如今他除了继续教书、带博士，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执行主任。他们引入国际上流行的驻校作家制度，用了五年的时间，在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目前已邀请贾平凹、余华、严歌苓、欧阳江河、苏童、西川、迟子建、翟永明、格非、韩少功等10位驻校作家，通过多种教学形式，影响到校内外大量青年学子，扩展了青年人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。张清华说，写作中心的最大诉求，就是推动文学教育，在技术主义时代重建人文精神。

莫言如今担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，那里有他的办公室。

旧话重提，我问张清华，你当年怎么那么笃定莫言就能获奖？

“哈哈，那时候还算年轻，经常会很狂妄地下点类似的断语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因为那几年跟国外很多搞汉学的、搞翻译的常有交流，知道那个时候国外对中国作家了解最多的，就是莫言和余华。这是最主要的依据。你在国内影响大，在国际上没有人知道，你得不了诺奖，这不是基于你个人爱好，咱说了也不算。”

我问：那么谁能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？

这一次，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个作家，而是说，“我认为中国作家不只莫言一个人应该得（诺贝尔文学奖），中国这一代作家都应该得，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在是太大。”

好了，我们把话题回到当年对莫言的那次采访。

那是在北师大附近的一个餐馆，我做东，张清华提问。对莫言创作一知半解的我，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听众。

其实直到今天，我也没有看完莫言的全部作品。这不能全怪我，要读完莫言的小说，的确是一个体力活。我粗算过，他的作品总量至少有一千万字，仅是长篇小说，当时就已经有十几部。有几年间，往往是一本还没看完，莫言又出新书了。

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。按张清华的说法，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的作品是否有足够的量，是否在其庞大的“作品家族”之上，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“作品世界”。现当代作家中，靠一两部作品来立身的作家毕竟是少数，比如鲁迅，更多的人——比如沈从文、老舍、巴金等——都可谓著作等身。在当代作家中，莫言可谓是最具持续创作能力的作家之一，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上逐渐坠落，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飞行高度，玩着惊险的高难度动作。可以说，由于莫言和他的多个同代作家的存在，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。

当时，我们想知道，在几十年的时间中，是什么力量使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。我也是一个写字的，那么多字，即便不走心，只用键盘敲，也会累垮我的。如此众多高质量长篇，该耗费莫言多少心神？你看，多年案牍劳形，导致他的头发日渐稀少，脑袋才会显得越来越大。

莫言说，主观上来讲，是太把小说当回事了。全部的精力、全部的热爱都倾注于小说，头脑里面有关小说的弦绷得很紧，保持高度的敏感性，与小说有关的一切，都会唤起他的想象。生活中碰到的事情，与人交往当中的事情，无论形象还是语言的，都会马上记录到他头脑中的小说仓库里，变成小说的素材、创作的动力。

——把小说当回事，这样的作家并不少，你何以写这么多？

他点上一支烟，烟雾立刻笼罩了那颗硕大的头颅：“这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。我们这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，相对于现在年轻的作家来说，生活经验要丰富一些，不管怎么说，都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，是亲历者。像五十年代的大跃进，六十年代初的饥荒、文化大革命，与‘文革’后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，生活给予我们的东西确实非常多。这些东西如果给一般的人，可能就是过眼云烟；但对于小说工作者，这是宝贵的财富，他在不断回忆，甚至因为职业性的习惯，不断强化自己的回忆，写作中回忆，回忆中写作。回忆也属于一种创作，日常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都会触发自己过去的记忆。当下发生的事件跟过去的记忆碰撞、结合，往往会产生新的东西。这能够使我老是感觉有东西可以写。”

莫言写得多，也得益于他的汪洋恣肆。他是一个不太爱惜自己羽毛的作家。很多人往往被名声所累，被过去的成绩所累，举步维艰。而莫言始终保持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状态，不怕失败，不怕被别人说这一部不如以前。“其实你写的不成功也没有关系，你只有乐意写，才可能有所突破吧。”

尽管在获得诺奖之后，他也曾一度不敢轻易出手，但是还好，他走了出来，“忘掉一切，想怎么写怎么写”。

这番话对于我这个靠码字为生的人来说，真是极大的励志。

在获得诺奖之前的那些年，莫言提出一个观点——“作为老百姓写作”，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，引起很多议论。他的核心思想是，既不是站在劳动者的启蒙和拯救者的高度上，也不是站在权力附庸的角度上，更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天然优越感之上，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生命、普通劳动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。

——这样的写作姿态，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？

莫言说，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开始清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，在清理的同时，许多作家头脑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具有一种优越感，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社会、理解人生，认为作家的职业就是应该居高临下，变成人民的代言人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令人血热的口号，但其本身就是一种体制，本身就是自己地位优越感的一种表现。“而作为老百姓来写作，不是你要替老百姓说话，你本来就是老百姓，你是替自己说话，你个人的痛苦、喜怒哀乐，你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跟大多数人民感受一样的话，从自我、从个人出发的写作，实际上具备了普遍广泛的意义。”

说到这里，作为老百姓，就谈起我们的老家——山东高密。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，与莫言的小说多有交集，我母亲被那些民间故事和方言俚语所激励，白发苍苍还立志要写一部小说。她年轻时曾是高密县地方戏专业剧团的演员，在老家名气很大。这种胶东地方戏在莫言的《檀香刑》里叫做“猫腔”，现实中叫做茂腔。说起这一地方剧种的兴衰，莫言如数家珍，甚至手舞足蹈。——那片土地在他身上的印记，越来越不可磨灭，而我对老家却已极度陌生，很多时候，我像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，到处游荡，轻易就会爱上别处的土地。

对此，张清华有一番自己的解读：这是因为莫言“通灵”。因为这一天赋异禀，他与故乡才能骨肉相连，他才会有那么多“奇情异想”，他的作品中才会充满着“大地”的诗意，“你看他的相貌，初看极端质朴，和土地上所生长的事物没有任何区别，仔细看时，却是奇异而神秘的。”

莫言只当张清华在戏说，笑而不语，不时掏出一只牛角梳，拢拢那稀疏的头发。那时的莫言，真是一个心无旁骛、自由飞翔的莫言。

从世界范围来看，一个作家在获得至高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往往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“诺奖魔咒”之中，持续写作变得困难。莫言获奖后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调整期。“现在五年过去，我觉得我欠的债也还的差不多了，朋友们的活动我也都参加了，该说话的也都说话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现在确实应该进入创作状态了。”莫言如是说。

他终于结束了一个忙碌的“公众人物”的状态，找回了写作的感觉，近期连续发表十几篇作品，而且采用了多种文类形式，引起很多议论。一个作家用自己的创作重新引起广泛